“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提起建立“文革”博物馆，人们总是习惯从巴金说起。正是1986年，巴金在《“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写下的这段话。而这段话也启发了很多人，彭启安就是其中一个。

　　彭启安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广东省汕头市任副市长。退休之后，2005年，他创建了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一时引发关注。然而，从博物馆创办至今，8年过去了，现在让他最忧虑的问题是如何为他创建的博物馆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

　　“老汉今年82。”在和法治周末记者谈话的过程中，彭启安指着自己强调了好几次。他的焦急是明显的，“找一个有影响力，有威信的人太难了。”他说。彭启安想从退休的市常委班子里找，可是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从一片乱坟到一座塔园

　　1996年以前，汕头市澄海区涂城村的塔山是以一座九百多年历史的古寺为中心的风景区。景区地处山中，树木葱郁，当地人来这里避暑纳凉，游览野炊。

　　1996年，已经从汕头市副市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彭启安改变了这里的一贯风俗，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具有“文革”纪念意义的塔园“文革”博物馆(下简称“塔园”)。

　　彭启安一边向记者介绍塔园的历史，一边动手拆开一本名叫《塔园十五年》的硬皮书画册，里面记载了1996年到2011年塔园的发展历程。

　　画册的封皮太紧，这位82岁的老人干脆拿起剪刀将塑料包装剪掉了，这是个急性子的老人。也许正是因为彭启安的固执和急性子，才能让一次工作视察变成耗资2000多万元塔园开建的契机。

　　1996年，时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在涂城村参加活动时，无意间发现了塔山山坡上的乱坟。他询问后得知，这些乱坟中埋葬的都是“文革”中的逝者。乱坟中，合葬人数最多的有24人，因为“文革”后发掘出尸骨时，已无法辨别，只好合葬在一起。彭启安介绍说，在整个“文革”时期，澄海县因各种运动迫害致死者达四百多人，伤残五千多人，属于汕头地区的重灾区，涂城村尤为惨重。

　　彭启安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这里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悼念“文革”的逝者?彭启安认为这样能悼念先人，警醒后人，这也是当初建设塔园最主要的原因。

　　当时和彭启安一起去塔山风景区的还有王平，因“文革”期间与彭启安一起患难而成为朋友。她称自己为最早的志愿者，回忆起当初，她也没想到会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彭市长说要搞纪念的东西，我当时以为就是栽棵树或者立个碑纪念一下”。

　　对于彭启安的想法，当时很多汕头市的老干部和当地的村委班子都表示了支持，大家对于“文革”都有深刻的记忆。村委会划出塔山上的土地建设塔园，而以后塔园的收益归涂城村所有。

　　建设的过程也如同彭启安的性格，“想到一步走一步，想到什么建什么”。建造景区，设计规划并不是最难的，前后投入的2000多万元才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在汕头市任职期间，彭启安分管汕头市交通能源工作，领导组织深水港一期工程、广梅汕铁路、深汕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建设等工程。1996年，改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先把自己可以支配的60万元，作为“政府拨款”投入塔园建设，这也是塔园最初的建设资金。

　　塔园捐款记录上的资金来源也显示出这位老市长的影响力：汕头市电力工业局30万元、汕头汽车运输公司30万元、汕头电信局30万元、汕头交通委员会30万元、汕头公路局15万元、汕头海湾大桥有限公司10万元、澄海电力局10万元……

　　但资金募集的过程还是有常人无法料想的艰难。塔园的另一位志愿者曾庆彬记得，在今年的招商会上，彭启安就直接开口跟参会的商人“要钱”。正如彭启安提到的，集资时总会用的描述——“脸皮都磨厚了”。

　　与资金相比，另一个难题是对遇难者的描述。在塔园早期“文革”死难者16人碑林中的碑文上，只能写他们“遇难”的结局。“这些碑文最难写了，要描述‘文革’的残酷，但又怕得罪人。”彭启安说。

　　当时市里有领导说过“伤疤不要再揭”，彭启安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重复了好几遍“伤疤”。他用手指头在另一只手上重重地划了几下，“正因为是伤疤，才不应忘记。建设塔园不但不会引发混乱，它的教育意义只会促进安定团结”。彭启安说。

　　塔园的创建者把这次“揭伤疤”看作是痊愈伤痛的必经之路。

　　夹缝中的成长

　　因为有些耳背而将声音提得很高的彭启安，给人一种错觉，塔园的建设如他高昂的声音一样，热火朝天，一帆风顺。但其实，参与的人都知道，这其中尽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

　　1997年塔园建设委员会成立。取名“塔园”是为了避开“文革”这样的字眼。在老干部庄明瑞、李实楷等的支持下，用9个月的时间，共花费160万元建成塔园碑记。

　　在塔园，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安息园等景点，都是以“文革”史料为依据建造的。其中，在“冤茔长青”景点那里，埋葬着“文革”中批斗致死的、彭启安的五哥。

　　塔园建设过程中，彭启安参与筹资、建设、对外联络，哪一样少了他都不行。用他的话讲就是一个人负责“抬棺材、哭丧、化纸钱、掘锄头(即出殡的所有工作)”。彭启安托着肩膀上的空气，耸了一下肩膀，解释道：“抬棺材，懂不懂。”

　　当时，塔园在汕头市政府“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的态度下一路向前。直到现在，塔园也依旧是在各方“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下生存。但是曾庆彬介绍说，2005年以前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塔园，并且也有旅行团的行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成团的游客了。

　　也许是记者到塔园当天的天气不好，来塔园的人零零散散并不多。彭启安口中2005年时30万至50万人次的游客量很难想象。在塔园经营小卖部的杜女士说，天气好或夏天的时候，早上上山的人特别多，大多数是来山上避暑纳凉、锻炼身体的。

　　一位每天早上来这里锻炼的老人听到记者问关于“文革”的问题，一头雾水地表示，他不了解这片景区跟“文革”有什么关系。即使他们跳舞的广场就位于安息塔和孔子像的中央，而广场的正前方是曾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原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的题字“要以史为鉴，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局外人

　　见到彭启安时，他先向记者推荐了一些有关“文革”历史的资料和书籍。在沙发的一边，他提前准备好了厚厚的几本书，这其中既有塔园的相关介绍，也有文化大革命事典。拿过重重的几本书，彭启安说：“你回去看看这些书，再去塔园看看，你就明白了。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亲历者。”

　　“文革”前，彭启安任广东揭阳县县委副书记。“文革”爆发后，他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集团黑干将”两项罪名被逮捕入狱，蹲了3个多月的监狱，大大小小的批斗他挨了300多场。在县革委会上报要枪毙的5人中，他排在第2位。

　　这位强调“已经上过枪毙名单、多活了40多年”的老人说：“现在(塔园)能建成这样，以‘文革’博物馆命名已经不错了，非常幸运。”

　　去塔园的那天，是汕头市“难得”的阴雨天，记者与一位叫谢树钦的志愿者同去。近几个月，每周六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着夫人为他准备的午餐去塔园，将相关的书籍资料录入电脑。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说：“我们这是吃自己的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曾经的奠基人，称自己为“总策划”的彭启安，现在把自己叫做塔园的“热心人士”。涂城村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对塔园的热情度并不是很高，这些曾经参与塔园建设的主力军慢慢地变成了局外人。

　　塔园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依旧都归属涂城村。但村里其实也只是找人收门票，打扫卫生，并没有设置景区管理的岗位，更没有对于塔园的建设和维护计划。“澄海塔园建设委员会”这个看起来唯一的官方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涂城村当初的支持一部分是出于当时村里老人们有共同的经历，另一部分则是希望塔园能够带来经济收入。但是这个在夹缝中成长的塔园并没有实现村委会的期望。之后，彭启安与新领导班子的隔阂越来越深，后期彭启安提出的修建和管理建议也大都被否定了。

　　但这并不是最让他为难的。如何为塔园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才是他一直忧虑的问题。“为塔园正名，成为国家支持的博物馆或者教育基地。”彭启安说这是他的塔园梦。

　　建一个合格的博物馆

　　相比塔园“文革”博物馆的“文革”现场特色，距离汕头市二百多公里的漳州则有一座全部用“文革”实物构成的展览馆。

　　董山伟的“刺桐‘文革’历史展览馆”位于漳州市长泰县山重村的旅游区。与旅游区绑定在一起，有些经济上的考量，但是除了旅游区的门票，进馆还要交10元钱让很多人选择过门而不入。这个由旧粮食仓库改建而成、藏在深山里的“文革”展览馆，并没有像旅游区的管理人员预期的那样，带动这里的旅游。

　　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说，一般来的都是经历过“文革”的老人或者做研究的人。正说着，有几位年轻人在得知还要再交钱才能参观后转身离开了。“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习惯了这种情况的工作人员没有一点惋惜的情绪。

　　也许人们会想能够搜集数万件“文革”期间的实物、并且亏本在福建省泉州市做了两年展览的人，一定是一位经历过“文革”、有着不一样过去的老人。但董山伟出生于“文革”开始的前一年，今年48岁。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他，觉得“文革”这段历史十分重要，很想通过“文革”实物还原真相，弄清楚儿时模糊记忆里的那段时光。

　　董山伟并不想过多地宣传自己。他也不愿意透露收集毛泽东巨幅油画、红宝书、粮票、抄家账本以及大量报刊文件耗费了多少钱，只是笑着说道：“我现在是穷光蛋了，不说这些。你看看这是当时红卫兵游行时候用的旗帜和木牌，这是当时的钟表和收音机……”

　　在这个大约500平方米的旧粮仓里，摆放着董山伟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上万件“文革”实物。从各种各样的红宝书，到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塑像、画像;从“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到“文革”宣传画、连环画;从样板戏，到“文革”批斗、批判资料，这里应有尽有。

　　但是将这些展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董山伟并不满意。他想要的不是现在500平方米的展览室，而是两三千平方米的大展馆。

　　“如果能给我足够的空间，我可以作出全国第一流的‘文革’博物馆。‘文革’展览就是要有实物，每一件东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董山伟指着用玻璃框裱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画像说，“如果有地方，就把他们说过的话，当时的一些批文，甚至手迹都展出来;像江青，她有很多故事，不是一张照片就能代替的。”

　　董山伟还专门带来了一些没有展出的私藏品。那是一些保存在塑料密封袋里的报道批斗现场的老报刊和红卫兵串联时候的老照片。

　　“没有‘文革’博物馆，你拿什么来告诉后人有关‘文革’的历史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史料的丧失，‘文革’历史将可能变得模糊乃至混淆不清。”董山伟十分珍视他的这些藏品，同时又不断遗憾很多藏品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董山伟的“文革”展览馆并没有太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只是资金问题阻碍了他的扩张计划。他的刺桐“文革”历史展览馆现在还能维持现状，亏损由景区方面承担，“但是2015年，合同到期后怎么办?”他还没有找到后路。

　　“一些老人是‘文革’的经历者，他们选择忘记也许是不想回忆那段痛苦的历史，也有可能那是段并不光彩的过去。而一些年轻人对‘文革’这段历史早已没有了概念，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董山伟分析了“文革”博物馆遇冷的原因，“但是，一座拥有丰富‘文革’实物资料的‘文革’博物馆将能够留住历史，说明真相。”